网络谣言的刑法规制研究_开题报告

研究目的和意义

网络谣言伴随着互联网发展而层出不穷，谣言借助互联网这一工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传播，其影响力正日益增长，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控制措施，谣言的危害将会被无限放大，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我们需要在对网络谣言进行准确和全面认识的基础上，掌握网络谣言产生和泛滥的内在规律，对症下药，治理网络谣言泛滥的问题。

目前，治理网络谣言问题的措施有许多种，有社会道德约束、行政法规管理和刑法规制，本文主要关注对网络谣言的刑法规制，旨在从刑法角度，发现我国刑法规制的不足，并对完善措施进行探讨，以达到对网络谣言的全面治理。

但是网络谣言刑法规制中存在着诸如刑法规制滞后于网络谣言的快速发展，有限性的法律资源难以解决网络谣言的多样性，网络谣言难以举证与监管等问题。

从理论意义上说，通过研究网络谣言的界定和刑法规制的必要性，能够让我们全方位的了解网络谣言，在深入分析网络谣言对个人和法人、社会秩序、国家形象和安全稳定的危害，提出完善网络谣言的刑法规制体系的意见建议。

从现实意义上说，网络谣言不仅破坏了网络环境，影响力网络推动经济发展的效率，同时己经影响到现实社会，破坏了社会秩序稳定，因此，完善对网络谣言犯罪的刑法治理体系己经刻不容缓。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认识到网络谣言这以社会问题给社会带来的巨大的影响，并着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

国内第一次真正认识到网络谣言的危害是在“非典”传播期间，而最早对网络谣言进行研究的学者是黄爱萍，其研究成果首次阐述了网络谣言肆意传播的基础，并对如何治理网络谣言提出了自己的方法和策略。钱德敏在其范文《网络谣言的法律规制初探》中对网络谣言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并分析了网络谣言相对于传统谣言的特征，并提出了治理网络谣言的具体措施，如完善关于网络谣言的立法，通过网络实名制对谣言的源头进行控制，同时互联网行业也要加强自律。冉巨火在其《网络谣言刑法规制的冷思考》一文中指出，面对网络谣言这一新型社会问题，刑法更应该保持其谦抑性，批判了不经过研究论证就盲目动用刑法来打击网络谣言，这种过于倚重刑事手段的思想是不理智的，同时指出面对日益泛滥的网络谣言，政府更应该有所作为，努力让公众第一时间接触到事情的真行，而不是别无选择的去相信自己不能判断真伪的信息。

以上这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更深入研究网络谣言犯罪的相关问题带来许多帮助。笔者认为国内学者关于网络谣言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网络谣言定义的研究。目前我国的学术界对网络谣言的定义还没有一个标准的阐述，理论上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这是因为网络谣言刚产生不久，尤其是自媒体的发展带动了信息的传播。对于法律上关于网络谣言定义的界定，谢永江、黄方的《论网络谣言的法律规制》一文中的网络谣言即“在网络上生成或发布并传播的，没有事实根据或捏造的虚假信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马家才的《网络谣言犯罪规制问题研究》则针对网络谣言犯罪，从犯罪学的角度将通过网络媒介，以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等方式，损害个人和法人权益、危害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界定为网络谣言犯罪。与传统谣言相比，网络谣言有自己的特点:传播途径多样而隐蔽，传播范围越来越广，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大。

(2)关于网络谣言的原因和危害研究。张晶的《网络谣言之政府管理与控制研究》，姚占杨的《网络时代的社会谣言治理》，孟繁荣的《社交网络的谣言传播模型研究》，刘坤艳的《网络谣言传播模式研究与对策探讨——以2012年新浪微博为例》等，这几篇文章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网络谣言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具体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当今政府对信息的公开不够及时和全面，社会公众所掌握的知识不足以分辨各种谣言，现实生活突发性事件越来越多，人民对社会充满了恐慌，行政机关对网络谣言管理力度不够，新闻从业者职业素养不足，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逐渐下降，谣言传播者受利益驱使，网络公关公司为造谣提供策划和技术支持。刘盾的《“秦火火”制造传播网络谣言案评析——论制造传播网络谣言行为的刑法治理》，黄海丰的《试探网络谣言的善治之途》，厉伟的《论信息网络视野下寻衅滋事罪法律适用——“网络造谣型”寻衅滋事罪研究》、刘赫的《我国网络言论自由法律规制问题研究》等，这几篇文章通过对网络谣言的传播渠道和传播特点的分析，阐述了网络谣言给社会带来的危害:网络谣言犯罪侵害了相对人的名誉权，影响了企业甚至行业的发展，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影响了国家形象和国家安全，破坏了网民对网络信息的信任。

(3)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对网络谣言的治理研究。

我国1997年修订刑法，并没有单独关于网络谣言的立法，因为当时互联网不发达，接触到网络的人较少，没有意识到网络谣言将会如此泛滥，但是其中一些罪名可以对谣言犯罪进行规制，对网络谣言也起到了一定的打击作用，这些罪名包括《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第二百四十六条诽谤罪，都涉及到了制造与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但还是无法遏制网络谣言继续滋生的趋势。2001年12月29日公布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三)》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将“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纳入了刑法规制的范围。2013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公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网络诽谤问题解释》)对当前办理网络谣言案件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适用法律问题做了更进一步的规定，这一司法解释对治理网络谣言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为更好地治理网络谣言提供了依据。2015年11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将常见的利用互联网犯罪的行为纳入打击范畴，体现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并契合社会发展需要。

陈思的《网络谣言在微博中的传播机制研究—以新浪微博为例》和屈舒阳的《我国网络谣言刑法规制问题研究》等文章从不同方面阐述了对网络谣言规制对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完善网络谣言立法；完善网络谣言犯罪刑罚设置，提高法定刑；增强法律条文的明确性；维持舆论监督和网络谣言的平衡；政府承担及时、充分辟谣的职责；适度推行网络实名制；提高网民的责任意识；加强互联网企业的自律；对公民进行普及网络谣言犯罪知识。

国外研究现状

研究网络谣言，首先就要研究谣言，因此，国外许多的学者将研究谣言作为研究网络谣言的基础。不同的学者对谣言的定义也不尽相同，谣言在《韦伯斯特英文大字典》中的定义是一种没有事实根据的，人们一时不能分辨真假的，没有经过证实的闲话或传闻。

美国学者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从传播学角度以公式的方式对谣言进行了定义，即谣言=事件的重要性x事件的模糊性，这一定义告诉我们，事件慢慢被遗忘或者事件的真实情况被大家所认知，那么谣言便不存在了。彼得森对谣言下了另外一个定义，那就是对于公众感兴趣事件，在没有获得证实之前，人与人之间不公开地传播的信息。法国的卡普费雷将谣言定义为一种在社会中被制造并散布的、真实性得不到证实的信息。桑塔斯则认为，降低谣言在民众中的传播，最重要的是让民众了解正确的信息，降低民众接受错误信息的概率，防止民众在无法获得正确信息时，以带有偏见的方式来吸收和消化自身能接触到不实信息。

随着网络谣言在近几年越来越严重，造成的危害己经不容忽视，学者们开始研究的重点专项网络谣言。由于国外更加重视网络应用过程中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从法学角度研究网络谣言规制问题，没有成为国外研究的重要主题。仅就网络谣言而言，国外研究将网络谣言视为个人针对他人采取网络暴力的表现形式之一，其本质属于网络诽谤，相关研究也多集中于对网络诽谤和网络暴力规制。主要研究方向有:

(1)网络暴力行为会侵犯个人隐私。互联网的出现不仅是给人类带来福社，也带来不少烦恼，其中网络应用会侵犯他人隐私就是集中的问题。尤其在Twitter，Facebook等自媒体出现后，这种隐私侵犯更显现急迫性。边缘模糊的自媒体社交网络技术的出现使得这种紧张的关系更为紧张，因为自媒体社交网络使用者常常向小范围的互联网上的朋友及家人公布信息的地方，但也可能导致信息发布范围扩展至世界的各个角落。

(2)网络谣言治理需适用现有法律。现有规制诽谤行为的法律应适用于对网络谣言的认定，信息发布者在互联网上向受众发布信息时，应当像传统媒体一样遵守现有法律。诽谤法应作出足够的弹性以应用于所有的媒体，以使在言论自由和个人名誉之间，无论是在现实空间，还是在网络空间中，都应当保持平衡。

先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虽然我国刑法规制网络谣言的罪名体系已经较为完善，但仍在刑事立法、司法解释、司法实践这三方面中存在以下问题：言论自由与网络谣言的边界不明；网络寻衅滋事罪中“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标准不明；网络诽谤案自诉与公诉的标准模糊；规制网络谣言的刑事处罚措施不够完善。

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特点，拟从刑事立法、司法解释、司法实践这三方面提出以下完善建议：一是明确言论自由与网络谣言的边界，二是明确网络型寻衅滋事罪中的“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标准；三是明确网络诽谤案件自诉与公诉标准；四是完善相关刑事处罚措施设置。

范文提纲

引言

研究背景和意义

网络谣言的界定和特征

网络谣言刑法规制的必要性

国内外网络谣言刑法规制研究现状

我国网络谣言的刑法规制现状

国外网络谣言的刑法规制现状

我国网络谣言的刑法规制存在的问题

刑事立法层面的问题

司法解释层面的问题

司法实践层面的问题

我国网络谣言刑法规制的完善

刑事立法层面的改进

司法解释层面的改进

司法实践层面的改进

结论

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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