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拐卖儿童的社会危害及其治理_开题报告

一、文献综述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孩子对一个家庭的意义更加重要，失子之痛，或使得那些不幸的父母终生挥之不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不仅严重侵害儿童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还导致被拐儿童家庭破碎，甚至导致被拐卖儿童家庭上访，对社会治安秩序构成巨大的威胁，严重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不断挑战法律与道德的底线。近年来，拐卖儿童事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法律对拐卖儿童犯罪行为的惩罚力度也倍受争议，现行刑法关于此罪的规定与发展变化了的犯罪特点和形态不相适应，不能有效地发挥刑事立法预防、惩戒、教育作用。

    法律对拐卖儿童犯罪行为的惩罚是保护儿童人身自由，或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的有效手段。资料显示，拐卖儿童的重刑率在恶性犯罪中，仅次于故意杀人和绑架，更是远超强奸犯和毒贩。但法律对惩罚儿童买卖行为的威慑力还是不够，拐卖儿童事件还常发生。社会各界人士发出意见建议：一方面，要求完善关于拐卖儿童的相关规定存在的缺陷；另一方面，要求严惩拐卖儿童犯罪行为，甚至是提高“起刑点”简化刑法，无论严重与否均执行死刑，同时还要求以无期徒刑来惩罚收买拐卖儿童者。而刑法第1条明确规定了制定刑法的目的，即：“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根据该规定，刑法制定的目的在于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这是由我国刑法的性质决定的，与刑法的任务一致。“一律死刑”，不分情节，违背了基本法治原则；这种诉求的病毒式传播背后是可怕的戾气。同时，“一律死刑”会把人贩子逼上绝路，危害被拐孩子的人身安全。因此，从立法上完善拐卖儿童罪，设置科学的定罪量刑标准和刑罚处罚措施，是打击和预防此种犯罪行为，遏制犯罪现象蔓延的社会系统工程中极其重要一环。

国家无被拐儿童是刑法对拐卖儿童立法的最终目的，要实现无被拐儿童社会，法律保障尤为关键。虽然我国法律对拐卖儿童罪定罪量刑标准和刑罚处罚措施有所不足，但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如果对拐卖儿童罪制定过于严厉不仅难以提高法律对人贩子的威慑力，也无助于遏制拐卖儿童行为，更不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社会。故此，笔者以《论拐卖儿童的社会危害及其治理》为题，从拐卖儿童现状分析、拐卖儿童犯罪形成的危害、我国法律对拐卖儿童犯罪的惩罚以及拐卖儿童犯罪存在的法律缺陷进行探讨，并就完善买卖儿童犯罪的法律防范措施提出建议，希望能有助于遏制拐卖儿童行为，能够为刑事司法和立法在有效预防和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方面提供理论支撑。

    （一）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新媒体消息传播速度的加快，拐卖儿童事件也受到人们广泛关注，而法律关于对拐卖儿童的惩罚的量刑标准和刑罚处罚也成为关注的热点和难点。

许崇峰在《拐卖儿童犯罪刑法规制体系的完善》中认为，新中国建立以后，拐卖儿童犯罪一直是刑法严厉打击的对象。但其犯罪势头至今仍未减弱，这与刑法规定本身密切相关。我国刑法中设有拐卖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儿童罪、组织儿童乞讨罪、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等罪名来预防和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刑法预防和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规制体系已经基本建成，但其中某些罪名的构成要件设置已经难以适应变化了的犯罪情势，需要运用刑法解释乃至通过刑法修改进行完善。对于拐卖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共犯的认定也需要结合刑事政策予以适当放宽，以利于全方位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目前在立法层面虽然已经初步建立起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刑法规制体系。但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完善。拐卖儿童犯罪刑法规制体系的完善应着眼于犯罪链条的各个环节，对拐卖、收买、利用儿童的行为进行全方位的规制。

王锡章在《拐卖儿童犯罪的现状与遏制对策----以F省为例的实证研究》中，作者指出，在多种消极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我国的拐卖儿童犯罪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就F省而言，在拐卖儿童犯罪中主要作为买方市场出现。近年来，F省的拐卖儿童犯罪职业化、组织化特征明显，犯罪区域呈集中化趋势。并开始出现跨境拐卖现象。拐卖犯罪主体多样。“亲生亲卖”日渐占多数；拐卖对象呈低龄化趋势，并以男性儿童为主；被拐卖儿童的去向复杂，但仍以非法收养为主。从整体上而言，F省的拐卖儿童犯罪现象较为突出既与F省一些区域的重男轻女传统思想有关，也与拐卖犯罪主体的逐利之心、外部环境对拐卖犯罪的防控不力等主客观因素有关。要遏制拐卖儿童犯罪，必须提升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专业水平，建立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协作机制，同时也要注重犯罪的预防以及被拐儿童的救助和安置，实现对拐卖儿童犯罪的综合治理。

王夺在《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实践难题及解决》中，以实践中的典型疑难案例为切入点，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从拐卖儿童罪的犯罪对象、共同犯罪、停止形态、加重情节以及被害人承诺这五方面出发，深入探讨、分析、解决实践中的疑难问题。通过各种案例引出问题，然后对争议观点进行比较，最终确定以拐卖儿童罪处理，认为也应当将拐卖双性人的行为认定为拐卖妇女罪；并解决共同犯罪中对犯罪人的定罪量刑问题；同时，认为应当承担加重情节的责任；并且对拐卖儿童罪未遂形态的界分；将特定的三种情况按照“出卖说”处理；除此外的其他情况均按照通说“控制说”处理。最后，通过被害人承诺的引入，主要解决拐卖儿童罪中犯罪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通过不同争议观点的比较进行反思。最终得出结论，认为被害人承诺不能作为阻却犯罪的条件。

吴震就《关于出卖亲生子女行为定罪的问题》中提到，近年来出卖亲生子女的案件时常发生并且对于此类案件的定性颇有争议。作者认为，任何人买卖儿童的行为都是犯罪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追究。但是由于刑法上规定的不完善导致在实践操作中的颇多难题。定罪依据为何，是否符合法理一直以来都备受争议。应当从父母子女和社会等多方面视角考虑，对于此类案件应当有个合理而又有效的规定，体现罪刑相适应和罪刑法定的原则。 

王书悦，李楠在《文明社会的恶疾——浅谈‘亲爱的’》中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们商品意识不断提高，但是部分地区法律意识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拐卖儿童犯罪日益猖獗且越演越烈，同时也给受害的家庭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安定。因此，必须采取防御为主，打击为辅，打防结合以及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建立信息情报系统等多项措施，才能有效遏制此类犯罪的势头。

以上研究成果指明了法律对防止拐卖儿童事件发生的重要性，并对拐卖儿童罪刑法规制体系的完善、犯罪的预防等等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和理由，由于目前存在分歧，拐卖儿童的治理，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这也是本范文要分析的重点问题。

    

    二、范文提纲

拐卖儿童现状分析

    （一）拐卖儿童犯罪的基本情况

    （二）对中国被拐卖儿童的基本状况分析

（三）拐卖儿童典型方式及案例

拐卖儿童犯罪的基本特征。

    二、拐卖儿童犯罪形成的危害

（一）对被拐卖儿童而言。

（二）对被拐儿童家庭而言。

（三）对买方家庭而言。

三、我国法律对拐卖儿童犯罪的惩罚

（一）对贩卖儿童一方。

（二）对收买被拐儿童一方。

    四、拐卖儿童犯罪存在的法律缺陷

（一）犯罪主观要件不明确。

（二）犯罪行为内容滞后。

（三）法律的处罚力度不够，威慑力低。

（四）法律对买主打击不力存在盲点。   

买卖儿童犯罪的法律防范措施

（一）明确犯罪主观方面违法条件。

（二）及时对犯罪行为内容进行更新。

（三）增加对拐卖儿童惩罚力度。

（四）提高对收买被拐儿童罪的刑幅，并增设罚金。

    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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