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宏观调控的内涵
二、流转税的内涵
三、流转税(主要是流转税税负)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
四、流转税与实现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五大目标
内 容 摘 要
流转税作为政府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载体，与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关系密切，并具有内在的本质联系，如把握得当，有利于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实现，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流转税与政府宏观经济管理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有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实现充分就业；二是保持物价稳定；三是促进经济增长；四是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五是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然而，由于垄断、外部影响、公共物品和信息不完全性的存在，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并不能达到理想的最佳状态，这就需要政府运用流转税手段，利用流转税(主要是流转税税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来矫正市场失灵。从这个意义上讲，流转税对于实现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五大目标，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宏观调控的内涵
在经济学中，宏观调控是指中央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总量（总供给和总需求）进行调节，以期趋近经济均衡目标的行为过程。
宏观调控的总体目标是为了消除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周期性波动对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的影响，促进两者的平衡，保证经济的稳定。具体而言，从国内来看，宏观调控是为了实现充分就业；保持物价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从国际来看，还应实现汇率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
宏观调控手段，一般主要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二、流转税的内涵
流转税又称流转课税、流通税，指以纳税人商品生产、流通环节的流转额或者数量以及非商品交易的营业额为征税对象的一类税收。流转税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产物，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世界各国开征的各种流转税（如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等）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尽管目前一些发达国家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但是流转税在税收体系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流转税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以商品生产、交换和提供商业性劳务为征税前提，征税范围较为广泛，既包括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产品销售收入，也包括第三产业的营业收入；既对国内商品征税，也对进出口的商品征税，税源比较充足。第二，以商品、劳务的销售额和营业收入作为计税依据，一般不受生产、经营成本和费用变化的影响，可以保证国家能够及时、稳定、可靠地取得财政收入。第三，一般具有间接税的性质，特别是在从价征税的情况下，税收与价格的密切相关，便于国家通过征税体现产业政策和消费政策。第四，同有些税类相比，流转税在计算征收上较为简便易行，也容易为纳税人所接受。 新中国成立以来，流转税在我国税制结构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是政府税收收入、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现行税制中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是我国流转税的主体税种。 三、流转税(主要是流转税税负)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
（一）流转税税负对投资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增加个人收入和社会福利、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动力，流转税税负对投资产生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政府、企业和个人参与GDP初次分配的份额，从而间接影响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用于投资的总量和比重。例如，如果宏观税负水平偏高，政府参与GDP初次分配的总量和比重相对增加，企业和个人参与GDP初次分配的总量和比重则相对减少。在这种情况下， 如公共部门的投资不增加或者减少，且私人部门的投资也由于GDP分配比重的降低而减少，社会投资总量将随之减少，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资本增长率也将随之下降，这将从某种程度上导致经济衰退和萧条。如果宏观税负水平较低，政府参与GDP初次分配的总量和比重相对减少，企业和个人参与GDP初次分配的总量和比重则相对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公共部门的投资不增加或者减少，私人部门的投资将随着收益预期看好以及参与GDP分配比重的上升而增加，从而增加社会投资总量，提高资本增长率，这将从某种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
2.中观税负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地区投资导向，从而间接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例如，由于流转税中观税负水平的高低受经济结构的制约和影响，高税率或高附加值的行业，因其流转税贡献率高，必然受到地方政府的广泛重视和青睐。在这种情况下，占有比较优势的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较快，政府、企业和个人收入颇丰，为了保持领先地位，扩大市场份额，政府往往在税收上采取“藏富于企业、藏富于民”的做法，人为地压低地区税收收入计划任务，以较低的中观税负水平刺激地区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而不具备发展条件的地区，经济发展缓慢，政府、企业和个人收入匮乏，且对原有产业结构依赖的刚性较大，地方政府要么为了保护既得利益采取封锁和分割市场的做法，保护本地区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的行业或企业，要么受新增利益渴望的驱动，采取有害税收竞争等做法，盲目引导投资，重复建设，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地区比较利益的损失，以致从总体上干扰市场经济秩序，破坏资源的有效配置，阻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3.微观税负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民间资本的收益率，从而间接影响私人部门的投资决策。例如，企业和个人在进行投资选择时，往往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且倾向于投资回报率较高的项目或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个项目或产品的微观税负较高，且投资回报率较低，投资者必然会淡出；反之，如果某个项目或产品的微观税负较低，且投资回报率较高，投资者必然会跟进。诚然，还应当看到，企业和个人的这种投资决策，从局部看是理性的，但从全局看则会造成低税负高回报行业的生产过剩，即发生所谓市场失灵和效益损失的现象。
综上所述，在我国现行体制框架下，流转税税负对投资产生的传导作用，从宏观上说，是通过调整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GDP分配关系来实现的；从中观上说，是通过调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税收收入分配关系来实现的；从微观上说，是通过调整税负及投资成本收益率来实现的。此外，流转税税负对投资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果考虑经济周期波动因素，情况会更为复杂。
（二）流转税税负对消费的影响。在拉动经济增长的诸因素中，消费对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起着引导作用。流转税税负对消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企业和个人参与GDP分配份额的大小，从而间接地影响人们的消费水平，即产生所谓的收入效应。例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和个人收入开始按要素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宏观税负水平较高，势必相对减少企业和个人的收入，从而产生较强的收入效应，影响人们的消费水平。反之，如果宏观税负水平较低，必然相对增加企业和个人的收入，从而产生较弱的收入效应，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
2.微观税负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消费品的价格，从而间接影响人们的消费选择，即产生所谓的替代效应。例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品的供给比较丰富，人们的选择余地较大，且对价格反应灵敏，如果微观税负水平较高，势必引起物价波动，对消费者的选择产生较强的替代效应，从而扭曲市场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反之，如果微观税负水平较低，则对物价的影响较小，对消费者的选择产生较弱的替代效应，从而较为真实地反映市场消费结构，满足消费需求。
综上所述，流转税税负对消费产生的传导作用，从宏观上说，同对投资影响的方式一样，即是通过调整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GDP分配关系来实现的；从微观上说，则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来实现的。此外，还应当看到，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的消费选择还往往取决于消费习惯，而且当人们的收入达到较高水平时，其消费选择则更多地倾向于新潮和时尚，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谓的心理偏好，而较少顾及价格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微观税负的高低对人们的消费行为将不再产生重大作用。
（三）流转税税负对出口的影响.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我国的经济结构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商品和劳务出口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流转税税负对出口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对投资的影响，同样反映在对出口商品及劳务生产和流通的投资上。2.微观税负的高低，直接影响出口商品和劳务的成本和竞争力。例如，我国虽然按照国际惯例，对商品和劳务出口实行了退、免税政策，但由于受国家财力的制约和政府行政效率的影响，还存在退税不彻底、不及时、不到位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出口商品和劳务的成本，降低了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
四、流转税与实现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五大目标
（一）流转税与充分就业
按照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学原理，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而要增加有效需求，就必须解决由生产过剩引起的失业和国民收入减少问题。于是，就需要政府扩大公共部门的投资，并通过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带动私人部门投资的增长，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国民收入，并以此进一步刺激投资和消费，实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基于此，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该实行增支减收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即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和减少税收收入来刺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长，从而较好地解决充分就业和增加国民收入问题，为实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创造有利条件。由此可见，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就业是政府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而就业机会的增加又取决于投资的增长。
流转税与充分就业和国民收入之间，有着密不可的分的关系，且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具体描述：
一是从政府支出角度看，政府支出包括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两方面的内容。政府购买是指政府公共部门和公共项目工程所需的支出，它直接形成有效需求和购买力，因而是国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对有效需求的增减和国民收入大小有决定性影响。因此，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购买支出的增加，有利于扩大就业和增加国民收入。然而，政府购买支出的增加需要以雄厚财力为基础，而流转税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对政府购买支出的增加，起到了支撑性作用。此外，在经济不景气，且政府财政收入困难的情况下，当税收不足以满足增加政府购买支出的需要时，发行国债已成为政府的一种必然选择，而国债的偿还，最终仍然需要依靠税收，其中，流转税又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转移支付是指政府在社会保障、贫困救济和补助等方面的支出，它虽然不是国民收入的组成部分，但可以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增加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对增加就业机会和国民收入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转移支付的主要资金来源，又是各级政府的流转税收入。基于此，流转税与就业和国民收入之间存在着一种牢固的相互依存关系。
二是从私人部门投资角度看，追求投资的高回报是投资者的理性选择。因此，私人部门的投资，只有在对投资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之后，才会做出最后的选择。特别是在市场疲软、物价回落的时期，私人部门的投资回报，除少数处于垄断或技术领先地位的企业外，都会受到物价水平的制约，所以，收入预期并不理想。另一方面，私人部门的投资成本，除受到工资刚性的影响外，还将受到利息、租金、物价和流转税的影响，其中，利息、租金和物价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弹性，但流转税的影响则具有刚性，且与投资者的回报此消彼长、休戚相关，因此，对投资者的决策会产生重大影响。由此可见，在经济萧条时期，私人部门投资的增长除受制与收入预期的影响外，还将受制于流转税的影响，此时，减税有利于私人部门的投资，从而增加私人部门的就业机会，并拉动国民收入的增长。但应当指出的是，减税虽然有利于鼓励私人部门的投资，却不利于公共部门支出的增长。此时，政府如要满足公共部门支出增长的需要，就必须扩大国债发行的规模，而过度的依赖国债，则难以实现政府周期平衡预算的目标，且易引发财政危机，从而导致经济崩溃。基于此，流转税与就业和国民收入之间又存在着一种微妙的相互矛盾关系。
三是从国民收入角度看，流转税作为政府参与GDP分配的重要载体和工具，直接影响私人部门按要素参与GDP分配的比重。从这个意义上讲，流转税对国民收入规模的大小有着决定性影响，而国民收入规模的扩大，意味着私人部门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私人部门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又有利于投资和消费的增长，进而促进就业机会和国民收入的增长。反之，国民收入规模的缩小，则不利于投资和消费的增长，进而制约就业机会和国民收入的增长。基于此，流转税与就业和国民收入之间，还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综上所述，流转税与就业和国民收入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且此消彼长，三者之间相互交织，不可分割，无论孰轻孰重，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发展变化过程，并对经济发展和稳定产生着重要影响。因此，政府在运用财税政策进行宏观经济管理时，应把握这一变化过程，并审时度势，相机做出抉择。
（二）流转税与物价稳定
流转税作为在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环节普遍征收的间接税，是通过价格这个载体介入GDP分配领域的。流转税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是，价格是流转税计税的基础，而流转税不论以价内税或价外税的形式出现，都是价格的组成部分。然而，虽然从理论上说流转税是价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微观经济领域，商品和劳务的价格最终是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生产者的收入和利润，并不完全取决于生产成本，还取决于商品和劳务的市场价格。这就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当市场供给大于需求，且商品价格低于生产者的生产或销售成本时，生产者就要负担一部分流转税，尤其是当这种负担随着经济萧条或衰退加重时，生产者为了生存，势必通过减少员工工资或裁减员工数量来消化，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萎缩；二是当市场需求等于或小于供给，且商品的价格等于或高于生产者的生产或销售成本时，生产者就有机会把流转税负担转嫁出去，因此，生产者总是在市场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通过提高价格的办法，把自己在生产或销售环节负担的流转税降到最低限度。由此可见，流转税对物价稳定有较大的影响，提高税率或拓宽税基，将直接增加生产者的负担，进而影响物价的稳定。
流转税和物价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具体描述：
一是当市场出清状态良好时，供给与需求结构趋于合理，物价水平将会保持相对稳定，流转税收入也会随之稳定增长，此时，生产者负担的流转税较少，消费者对流转税的承受能力较强，宏观税负水平也较为适度，因此，不宜再对宏观税负作出调整，但可根据可利用资源以及投资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配合政府中长期经济及产业政策目标，对微观税负作出结构性的调整，诚然，这种调整也不宜频繁，以保持物价的稳定。基于此，流转税与物价之间，存在着一种成本推动型关系。
二是当市场疲软，需求不足时，供给与需求结构趋于失衡，物价水平将出现波动和下滑，流转税收入也会随之波动和减少，此时，生产者负担的流转税较多，消费者对流转税的承受能力也较弱，而流转税宏观税负水平因与市场出清无关，虽然变化不大，但对生产者和消费者而言，已经感觉沉重，且投资和消费预期看差。因此，宜针对已经暴露的结构性问题，配合政府短期经济及产业政策目标，及时调整微观税负结构，以引导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进而增加适销对路的产品，抑制总体物价水平的下滑。基于此，流转税与物价之间又存在着一种价格制约型关系。
综上所述，物价的稳定并非完全取决于生产者的生产成本和流转税负担，而主要取决于市场供需关系。流转税与物价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正相关关系，政府在运用流转税政策进行宏观经济管理时，虽不宜轻易调整宏观税负水平，但应根据市场物价结构的变化，对微观税负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促进供给和需求结构的调整，保持总体物价水平的稳定。
（三）流转税与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理论和各国的实践经验表明，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实现经济和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较为理想的流转税与经济增长关系，应具备两方面的特征：一是从流转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经济增长是流转税收入增长的源泉和基础，流转税收入的增长应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二是从流转税与拉动经济增长各要素的关系看，流转税对私人部门GDP分配和资源配置会产生收入效应和挤出效应，流转税收入的增长应以不影响投资、消费、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为前提。
流转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区分不同情况，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具体描述：
一是在经济增长期，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心理预期普遍看好，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较旺，物价逐渐回升，市场出清状况良好，生产者资金周转较快，流转税收入随之稳定增长，流转税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适应的关系。然而，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生产旺销产品的生产者会越来越多，且竞争会越来越激烈，此时，生产相对过剩而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已经显现，市场物价开始回落，流转税与经济之间相互不适应的矛盾也开始暴露，部分生产者因产品滞销或价格低迷而拖欠税款和贷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已不可避免。此时，流转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已经开始由相互适应向相互矛盾转化，但由于整个经济仍处于增长期，且新增投资创造的财富要大于在竞争中被淘汰者所造成的损失，所以流转税收入的增长并不会因此而立刻受到影响。基于此，政府不宜急于降低宏观税负水平，但可针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发生的结构性矛盾，对微观税负进行相应的调整，以避免市场供需关系的恶化，缓和流转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进而促进经济协调、稳定的增长。
二是在经济衰退时期，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心里预期普遍看差，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萎缩，物价持续下跌，市场商品积压，生产者资金周转不灵，欠税随之大幅度增加，流转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已经发展为一种相互矛盾的关系。此时，政府在采取对策时，从静态看，如选择减税，则受制于支出规模的刚性，如维持原有税负水平，又受制于经济滑坡的惯性，所以，往往会处于相互矛盾的两难境地。但从动态看，减税虽然减少了政府的名义收入，但可通过减税的乘数效应，扩大投资和消费规模，刺激有效需求的增长，并通过经济总量的增长，增加流转税收入，弥补减税带来的名义损失。反之，如果继续保持原有税负水平，私人部门为了维持生存，在利息、租金等投资成本弹性不确定的情况下，势必压低员工工资，动摇工资的刚性。而这样做，对正在衰退的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基于此，政府宜在权衡利弊得失的基础上，果断地采取减税政策，并辅之以扩张型的财政支出政策和货币政策，以遏制经济衰退的势头。
三是在经济复苏时期，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心理预期开始变好，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回升，物价趋于稳定，市场供给增加，生产者资金周转加快，欠税逐步清缴，经济开始复苏，流转税与经济增长之间，客观地存在一种由相互矛盾向相互适应回归的关系。此时，生产者和消费者都需要一个较为宽松稳定的经济环境，而且任何由政策调整引发的利空消息，都会挫伤投资者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这对正处于启动阶段的经济来说，无疑会带来致命的打击。基于此，政府在采取对策时，宜继续实行增加政府支出和保持低利率的财政货币政策，但在税收政策的选择上，不宜继续降低流转税宏观税负水平，以利于维持一定的政府收入和支出规模，拉动经济增长。此外，在微观税负方面，可先通过市场价格的波动，透析供需结构变化的趋势，然后对部分有经济增长潜力的行业或产品的税负进行适当调整，以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夯实基础，增添后劲。
综上所述，在现实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价值规律作用，无论政府是否征收流转税，供给和需求在总量与结构上失衡总是处于常态，经济增长出现波动也不可避免，而流转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会随之而产生一种从相互适应到相互矛盾，然后再回归到相互适应的过程。基于此，政府流转税收入规模应当适度，且适度与否，应以是否与经济保持同步增长的标准来检验，同时在政策的取向上，宜坚持中性为主、效率优先的原则，并尽量避免或减少微观税负的大面积调整。
以上是流转税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简要描述，但仅仅如此，还不足以深入地了解流转税与经济增长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而这种深入细微的关系，对政府税收政策的选择来说，又恰恰是非常重要的。基于此，可以通过税制结构及功能的分析，对流转税与经济增长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作以下几方面的描述：
一是从投资角度看，增值税制对投资者购入的资本物品所含增值税金是否扣除，直接影响投资成本。如准予扣除，则减少了重复征税，节约了投资成本。增加了投资回报，有利于鼓励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从而改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并对资源在国内外两个市场配置将产生积极影响；如不予扣除，则增加了投资成本，减少了投资回报，不利于鼓励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因此，对投资者购入的资本物品所含增值税金准予扣除，已成为实行增值税国家的惯例，这也是我国政府亟待解决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此外，对银行存贷款利差收入是否征税或税率的高低，也直接影响投资成本。如征收增值税或营业税，则提高了融资成本，降低了资金利润率，不利于扩大投资规模，从而影响投资需求的增长；如不征收增值税或营业税，则降低了融资成本，提高了资金利润率，有利于扩大投资规模，从而鼓励投资需求的增长。对此，各国基于本国国情做出了不同选择。
二是从消费角度看，对商品及劳务征收增值税或营业税，对消费者会产生收入效应，特别是对低收入群体提高消费水平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进而影响消费需求的增长。此外，对特殊商品及劳务开征高税率的消费税，对消费者还会产生替代效应，从而抑制消费税应税货物的供给，减少消费税收收入，这与开征消费税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初衷相悖。对此，各国在征税范围和税率上有不同的选择。
三是从出口的角度看，对出口商品及劳务出口退税是否彻底，直接影响出口商品和劳务的成本。如退税彻底，则出口商品或劳务的流转税负为零，增强了出口商品及劳务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出口需求的增长；如退税不彻底、不及时、不到位，则增加了出口商品及劳务的成本，削弱了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从而影响了出口需求的增长。基于此，对出口商品和劳务实行彻底出口退税政策，已成为国际上普遍的作法，这也是我国宜尽早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
四是从技术进步的角度看，对知识产权转让是否征税，直接影响技术成本。如征收增值税或营业税，则技术转让或受让成本提高，不利于鼓励技术研发和使用，进而影响知识产权市场的形成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如不征收增值税或营业税，或税负较低，则有利于技术研发和利用，进而促进知识产权市场的形成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此外，增值税税制对企业受让无形资产所含税金予以抵扣，对此，我国虽然也相应采取了一些减免税的措施，但在资本物品和无形资产所含税金抵扣方面，仍未作出相应调整。
综上所述，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流转税税种结构的选择，以及税率、税基和税收优惠政策的设计，如果存在某些缺憾，会对拉动经济增长各要素的组合，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我国目前流转税制尚不完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还较多的情况下，更应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并宜站在战略高度，抓住我国财政收入状况较好和加入WTO的历史机遇，加快流转税制改革的步伐，为增强我国经济的综合竞争能力，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创造出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税收法律制度和政策条件。
（四）流转税与国际收支平衡
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扩大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促进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已成为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但是，由于各国经济结构和发燕尾服水平不同，对进口或出口商品及劳务的需求和能力也不尽相同，且出口又是进口的外汇资金的来源和基础，所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已成为各国政府追求的重要政策目标。
流转税与国际收支平衡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描述：
一是对进口商品及劳务征收流转税，增加了进口商品及劳务的成本，有利于平衡国内外同类产品的税收负担，保护发展中国家幼稚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可从一定程度上减少外国商品及劳务的进口，进而有利于减少外汇流出或缩小贸易逆差。反之，对进口商品及劳务免税，则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幼稚产业的发展，同时将增加外国商品及劳务的进口，进而增加外汇流出或扩大贸易逆差。
二是对出口商品及劳务退税或免税，降低了出口商品及劳务的成本，有利于国内商品及劳务的出口，进而增加外汇流入或扩大贸易顺差，同时也有利于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反之，对出口商品及劳务征税，则增加了出口商品及劳务的成本，不利于国内商品及劳务的出口，进而减少外汇流入或扩大贸易逆差，同时也不利于拉动国内经济增长。
三是对进入国内市场的资本物品征收进口环节流转税，不利于外国资本流入，但有利于平衡国内同类资本物品的竞争能力。反之则反是。此外，外国资本的流入如以资本物品形式出现，虽然会对国内同类资本物品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有利于利用外国资源促进国内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在进出口环节征收或减免退流转税，对国际收支平衡会产生较大影响，流转税与国际收支平衡之间存在一种逆向调节关系。进口征税，有利于缩小国际贸易逆差，但不利于外国资本的流入；出口退税，有利于扩大贸易顺差，同时增加资本输出。基于此，政府在把握和处理流转税与国际收支平衡关系时，宜对进出口税收政策进行通盘考虑，尤其是在加WTO后，随着进口环节流转税的降低和市场准入条件的放宽，进口商品及劳务将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国内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结构也会随之发生较大变化，与此同时，出口商品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国际贸易顺差也将会逐渐缩小。所以，政府在按照WTO要求下调低进口环节流转税的同时，宜按照增值税和消费税条例的有关规定，对出口商品实行彻底退税政策，以进一步增加出口竞争能力，适应国际收支形势的发展变化。
（五）流转税与可持续发展
自从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传统产业的蓬勃发展，人们在获得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对自身赖以生存的资源和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因此，可持续发展问题已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且包括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两项不可或缺的内容。
流转税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描述：
一是资源的节约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既可通过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又可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且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辅相成。或者说，资源的有效配置即意味着资源的节约，而资源的节约，则意味着资源的保护。同理，技术进步意味在产品创新和质量提高的同时，降低能源和原料消耗、减少环境污染，而节约消耗和减少污染，则意味着对资源及生态环境的保护，这无疑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在这一过程中，流转税扮演的角色是：按照效率优先的原则，并通过比例税率和产业优惠政策，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鼓励高科技、高效率、低污染产业的发展。
二是从经济学角度看，资源的稀缺性是经济学的本质，正因为资源是稀缺的，所以必须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而在这一过程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虽然对资源的有效配置起着基础性作用，但不能解决因市场失灵造成的效率损失，如对因污染引起的外部不经济等问题，需要政府的干预来解决。此时，流转税作为政府干预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着保障作用，进而对资源的节约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综上所述，流转税聚集公共权力所需资金的政治功能和优化资源配置的经济功能，对资源的节约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起着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进而对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政府在制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时，不可忽视流转税政策的积极作用。
参 考 文 献
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