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完善(二)

此起彼伏的食品安全问题暴露出食品生产商守法意识的淡薄和公众食品安全意识的缺失，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违法成本较低，而违法所得利益较高。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经营者之所以守法经营，从根本原因来看是因为违法成本高于违法利益。 当违法成本低于违法利益时，经营者便开始铤而走险了。另一方面，从我国的传统饮食文化来说，长期过于重视食品的美味而忽视食品的安全卫生.一旦消费者忽视食品安全，食品生产者经营者为了“投消费者所好”，追求最大利益，在食品中添加苏丹红，敌敌畏，三聚氰胺便也不足为怪了。在社会监管方面，新的《食品安全法》第八条规定： “国家鼓励社会团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以及食品安全标准和知识的普及工作，倡导健康的饮食方式，增强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新闻媒体应当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以及食品安全标准和知识的公益宣传，并对违反本法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该条文只是单纯的提出提高社会群体的法律意识，对于如何加强社会性的监管制度并未涉及。虽然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迅速，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力量得到发展壮大，食品行业协会得到较大发展，公众食品安全意识进一步唤醒，但我国现在的社会监管制度只是简单的舆论监督与行业自治监督，社会监管制度缺失。

（四）对媒体和行业协会的规范引导力度不够 

新闻媒体、行业协会等社会中间力量主要从两个方面来服务、帮助消费者。其一，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对其生产经营、食品安全信息进行搜集、分析和披露。其二，对并不太令人放心的政府的行政监管工作和食品信息公众服务进行社会监督。这些第三方力量参与到食品安全工作中来，原本是要结合自身优势好好发挥独有作用，但作为独立自主的组织体，到最后也不可避免的要和政府一样受到“利益”的围剿。 

新闻媒体在食品安全事务上可以说是社会中间力量中力量最大、影响最广、效果最明显的一支。对食品生产经营者，不良商家、不安全食品通过它的曝光让广大消费者知晓；讲信誉、负责任的商家、优质食品通过它的宣传家喻户晓。对政府，舆论的关注、质疑、谴责使得行政不作为难以为继，使得权力寻租、监管俘获不敢放肆。同时，媒体快速、便捷的传播渠道又为消费者反映食品安全信息需求和政府提供食品安全工作信息架设了桥梁。由于新闻媒体的这些作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食品生产经营者的非法收益和政府的权力孳息，这两者肯定会想办法去化解它们的利益威胁。食品生产经营者的方法主要是通过行贿媒体，让其高抬贵手或者干脆入伙帮助其向消费者隐瞒真实信息，散步虚假信息。政府则充分发挥其权力对媒体生存资源、公共信息渠道的管制优势，对媒体进行威逼利诱，迫使其就范。另外，除了上述外因使然，媒体还有通过人为创造“新闻价值”来赚取公众眼球、吸引公众注意力以赢利创收的癖好，因此，不实宣传食品危害，夸大报道食品安全方面的负面信息，引发社会对食品安全的恐慌等也屡屡发生。 

行业协会本是在政府指导下发挥对企业自律监管作用、最有效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选择。因为它对行业内的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最了解，成员们的成本支出有哪些、收益大概有哪些来源、内幕、潜规则等等它最清楚。但是，行业协会本身就是食品生产经营者们组成并实际控制的团体。这样一个团体怎么会不处处为自己的成员利益考虑。再则，行业协会里，众多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实力不同、具体市场处境不同、利益着眼点不同，它们难免会对少数掌握话语权的大企业制定的所谓立足行业长远利益的共同规则“各怀鬼胎”“阳奉阴违”。 

现行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关于媒体和行业协会的规范管理，只停留在国家鼓励社会团体如何，媒体、行业协会应当如何的原则性规定上，对媒体在新闻报道中恶意炒作、不实传播食品食品安全信息的行为没有规定明确具体的责任。虽然可以依据“捏造、散布虚假事实，损害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商业信誉、食品声誉，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要求媒体对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传播信息不实的民事赔偿责任，但其错误或非法的舆论带给消费者的损害以及其对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失职等情形所产生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都是缺失的；新法对行业协会虽有责任规定，但只限于广告中的食品推荐责任，关于其带领成员进行行业共谋来生产问题食品等更严重的的行为，也缺乏明确具体的责任规定。 

（五）、消费者的巨大作用未被重视 

我国数量众多的中小型食品生产经营者和农村食品生产经营者因为其杂、散、乱的分布和顽强的复活能力一直是政府和第三方社会机构监管和监督的难题所在。不过，由于我国数量众多的消费者与这些食品生产经营者也呈对应的“杂、散、乱”分布，每个消费者基本上都能找到卖给他问题食品的生产经营者。即便政府基于精力、成本、动机等考虑可能无法在对上述这类食品生产企业和个人进行监管中，做到面面俱到和长久持续。但来自消费者这种“一对一”或“多对一”的公众监管若能积极践行，则既能保证对每个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利益”赏罚疏而不漏，又能将那些隐藏在日常生活角角落落的食品安全信息都挖掘出来并加以传播，达到平衡市场信息的良好效果。消费者作为问题食品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本是最有动力和最能及时去和各类不法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斗争的。但是，由于请求损害赔偿的高成本（付出巨大的时间、精力、费用等）与求偿结果的低收益甚至零收益对比鲜明，消费者维权的热情一再被大大打击。当众多消费者都选择自己默默承受损失的时候，食品生产经营者们不仅不用为他们的违法行为、违法食品付出代价，反而得寸进尺、违法逐利的动机还会更加强烈，破坏食品市场信息平衡的行为会更加猖獗。 

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律制度规定，消费者有权举报食品生产经营中违反本法的行为，有权向有关部门了解食品安全信息，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这本是为鼓励消费者在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的所采取的措施。但是，没有利益激励，如何产生强有力的举报动力？虽然法律赋予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食品安全信息知情权和对其工作的质询和建议权，但是相关部门不受理咨询，不接受质询建议，现行法也没有提供保障消费者该项权利顺利行使的完善规定。总之，消费者这一和食品生产经营者呈映射式分布的庞大群体自己在制衡无良食品生产企业，平衡食品安全信息方面的巨大作用并没有得到我国当前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的充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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