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言”探析明初的时代特色——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和商人的地位与形象的变化(三)

    在《醒世恒言》的第十卷《刘小官雌雄兄弟》中的刘德父子，也是诚实守信、重义轻利的理想商人形象。刘德是一个开小酒店的商人，他无儿无女，平日好善，极肯济人。凡来吃酒的，偶然身边钱财缺少，他也不甚计较；有人多付了钱，他也只取原价，余下的定然退还，分毫不肯苟取。“因他做人公平，一镇的人无不敬服，都称为刘长者。”他的两个义子也秉承了他的道德规范和经商准则,“开起一个布店来。四方过往的客商来买货的，见二人少年志诚，物价公道，传播开去慕名来买者，挨挤不开，一二年间，挣下一个老大家业……”

     诚实守信、重义轻利是“三言”中的商人形象中最正面的特点，也是社会对商人道德的一个普遍要求。在故事中，凡是有商业道德，取财有道的商人往往也是最受人欢迎甚至尊敬的。这也说明商人已逐渐摆脱被人歧视的社会地位，人们对一名商人的评价不会因为其获利较多而被过早地刻上惟利是图的烙印，而能像普通人一样，以德服人，同样成为被人艳羡乃至尊敬的人。

    2. 忠贞不二，爱国爱家

    “三言”中塑造了很多忠贞不二的形象，尤其以女性的忠贞形象塑造得尤为成功。而在商人形象中，也有众多对家庭、国家忠贞不二的人物。如《喻世明言》的第十八卷的《杨八老越国奇逢》中的杨八老出外行商前与妻子商议，虽然妻子同意，但杨八老仍说道：“虽然如此，只是子幼妻娇，放心不下。”当杨八老行至漳浦，住在檗家时，虽没经受住诱惑，娶了檗家女儿，但即使在“期年之后，生下一个孩子，合家欢喜”的时候，仍“思想故乡妻娇子幼，处初意成亲后，一年半载，便要回乡看；因是怀了身孕，放心不下，以后生下孩儿，檗氏又不放他动身。”

    在“三言”中的商人，通常外出经商贸易，在途中往往会遇到很多险阻，诸如强盗打劫，或生意失败，或生病抱恙等等，“三言”中一段诗文正写出为商的苦处：“人生最苦为行商，抛妻弃子离家乡。餐风宿水多劳役，披星戴月时奔忙。水路风波殊未稳，陆程鸡犬惊安寝。平生豪气顿消磨，歌不发声酒不饮。……一年三载不回程，梦魂颠倒妻孥惊。……男儿远游虽得意，不如骨肉长相聚。……”

    “三言”中很多商人都是在家中与娇妻正是甜蜜幸福的时候相别离到外地经商，但当时交通不便，商人往返一次通常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因此商人多是停留在某个地方发展生意，等到生意稳定下来才会回家一趟。而在外漂泊的日子里，身边无人嘘寒问暖，往往让大多数商人抵受不了寂寞的煎熬，而在异地娶妻，另置一头家。杨八老虽然也是在异地另娶妻房，但杨八老一直未忘在故乡的妻儿，在倭国的十九年间，杨八老每夜对天拜祷，“愿神明护佑我杨复再转家，重会妻子”，如此寒暑无间。在最后与儿子重遇的时候，也对儿子表明心迹：“我在倭国，夜夜对天祷告，只愿再转家乡，重会妻子。”可见杨八老并不是“重利轻别离”的商人，而是重情重义、爱家室的有情有义的商人。

    另一方面，杨八老被倭寇带回倭国十九年后，倭寇带杨八老入寇。“八老心中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所喜者，乘此机会，到得中国……况且刀枪无情，此去多凶少吉，枉送了性命”但杨八老思家思国心切，虽然明知以倭奴身份回国，凶多吉少，但杨八老“只是一说，宁作故乡之鬼，不愿为夷国之人。”

    中国人一直重亲情、乡情，对国家忠心，对家庭尽责，中国民族文化的传统爱国爱家观念也被作者镶嵌到“三言”中的商人形象中， 说明商人在社会中的形象已不是过去如唐代时的“商人重利轻别离”，而是有情有义，而非惟利是图的无情小人。

    3. 勤劳致富，经营有道

    “三言”中很多小商人都是白手起家，用本钱购置工具后，便要依靠自己，奔走于城镇中贩卖东西，又或是游走于各地经营。要取得一定的成就，除了需要经营有道，当然还少不了一番辛勤劳动。

    如《卖油郎独占花魁》里的秦重，为了见心上人一面，特意挑油到王妈妈家去。但这与秦重平时卖油的路线并不相符，于是秦重想到沿路上的昭庆寺可能也需要用油，于是挑担到各寺内问，正好各房和尚也需用油。秦重便与各方约定，间一日送油，刚好与看花魁娘子的路线相符。于是，秦重便单日到街道上做买卖，双日就送油到昭庆寺和王妈妈家，经营与见心上人两不误，原计划年半到三年才能攒够的钱，一年多就已经攒足。

    勤劳节俭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历代儒家思想所推崇的品格。在“三言”中，小商人白手起家希望发家致富，勤劳节俭正是当时商人经营的不二之道。但“三言”中的商人又并不是单纯地通过日夜经营，节衣缩食来积累财富，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来看，嫖妓一次的费用就相当于一个卖油郎一年下来日夜奔波且节衣缩食才能攒够的银两，证明当时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小商贩若只靠薄利多销。如果没有有效的经营手法或超群的技术方法，是难以从众多商贩中脱颖而出，发家致富的。因此，经营之道也是小商人发财致富不可或缺的一大成功要素。

    4. 宽厚仁德、济贫扶困

    商人因为其从事的行业一直以追求利益为目的，所以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惟利是图甚至是为富不仁的人。到了明代初期，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级的兴起，人们更多地参与到商品流通的过程中，与活跃其中的商人有了更密切的关系，也更客观全面地认识到身边众多凭着勤劳起家的商人，对商人形象也重新有了认识。

    上文提到的《刘小官雌雄兄弟》中，开小酒店的刘德夫妇，夫妇二人年纪六十有余，并无弟兄子女， 刘公因为：“我身没有子嗣，多因前生不曾修得善果，所以今世罚做无把之鬼，岂可又为恁样欺心的事！”因此，刘德平日乐善好施，极肯周济人的缓急。凡来吃酒的，偶尔身边银钱缺少的，他也不十分计较。有人多把与他，他便够了自己的价银，余下的定然退还，分毫不敢苟取。“因他做人公平，一镇的人无不敬服，都称为刘长者”。

    刘德还在大雪天收留生病无银两的父子两人，恳留他们住店，又请大夫为其看病，直至安葬死者，最后更收留死者遗孤刘方。对又病又穷的刘方父子，刘德两口像待亲人似的用饭菜酒肉招待，还说“这般大雪，腹中得些酒肉，还可挡得些风寒，你只管用，我这里不算帐罢了。”待生病发烧口渴时，刘公又烧滚汤给生病的刘方父亲逼汗，请大夫，煮药，及至死后，还百般安慰刘方。“忙忙地取了银子，便去买办衣裳棺木。唤两个土工来，收抬入硷过了。又备羹饭祭奠，焚化纸钱。”把刘方收留为子当亲生一般。

    中国古代的人受佛教影响，一直笃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积善行德，必有后福”。当时的明代社会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有出现拜金主义的思想，而作为追逐利益的商人群体，人们也更多地关注他们是否取财有道，是否将金钱利益置于道德人性之上。吕大郎和刘德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代表了当时的市民阶级心中最理想的商人形象——宽厚仁德、济贫扶困，表达了当时的大众对商人在传统道德修养方面的要求，也在另一个反面展示了道德与物质的较量。

    三、明初的时代特征在“三言”中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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