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三言”中不止一次地提及到外地行商的艰苦，如《杨八老越国奇逢》中的诗文：“餐风宿水多劳役，披星戴月时奔忙。水路风波殊未稳，陆程鸡犬惊安寝。”还有，《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陈大郎是在经商途中遇到强盗打劫，钱财尽失。在当时的交通及治安情况来看，商人要将实业扩展，多数要到京城或江浙地区这样经济繁荣地方，因此许多商人只能长途跋涉、翻山涉水、千里迢迢从家乡赶到大都会进行经营。这也说明当时虽然城镇开始发展，但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依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商业繁荣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里，有一定的聚集性。
此外，在“三言”中，很多故事都涉及骨肉分离的情节，或是自幼与父母失散，或是受各种阻碍与心上人分离，而在这些故事中，“三言”很突出地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积善行德，必有后福”这一观念。大部分的主人公只要在生活或行商的过程中，抱有善心，乐善好施，则结局必然会家人团聚的大团圆结局。而“三言”中商人诚实守信、勤劳致富、行善积德、重义轻利等的优秀品质往往通过很多戏剧性的情节表现出来，在现实中发生的几率不大。而作品之所以要用各种巧合的手法来刻意缔造大团圆结局，在社会层面上看，这更多是在实现一种社会教化作用。
古往今来，不管是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还是农耕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抑或是当今以市场经济为主的现代社会，总会有道德修养较好、乐善好施的人，也会有道德沦丧卑鄙无耻的小人。而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一直倡导“仁义道德”，思想家们也致力引导大众共同创造“大同社会”。但人性使然，总有人贪财，也总有人不义，这是每个社会都难以避免的。在“三言”中，也有许多不仁不义的人物形象，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陈大郎，利用金钱收买薛婆，继而勾引蒋兴哥的妻子三巧儿。在商品经济开始加速发展的时代，商人受到的束缚比过去要小，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引起金钱与道德之间的对抗，社会上为利益而不择手段的人必然会增加。因此，“三言”如此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积善行德，必有后福”，不仅是贯彻中国民间的传统观念，更在于构造社会大众心中理想的商人形象，对商人的道德情操提出要求，并借用因果轮回论警戒商人，用道德规范对社会中存在的不道德商业行为提出告诫规劝。
结 语
总的来说，社会经济决定社会政治和文化，文学作品作为社会中的精神产物，必然也会受到社会经济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明代社会经济繁荣、商业贸易活动兴盛，这些都从外在和内在推动了当时文学的发展和传播，而商人作为当时社会中发展最快、最受人瞩目的群体，随着社会群体相对隔绝的状态的打破，商人与文人的交流增加，商人群体自然而然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并从作品中展现出的不同形象表现出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商人作为商品经济下最突出发展的产物，其在文学作品中的活跃也正正反映出商品经济在社会中的快速发展。文学创作受到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影响，而从根本上令社会文化价值观发生变化的是社会经济，而代表社会新气象文学作品的诞生又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和记录社会的变化。由此，我们通过对“三言”商人形象的特点进行剖析，窥见当时的社会文化与社会观念，探讨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以此深入地探析明初的时代特色，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引文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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