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想结构异同
庄禅以然为至上,而追求于一丘一壑一草一木中体会宇宙生命最深处的精义,使王维在与山水的亲近中培养起一种新的人格和新人生观,潇洒成林中风流的高士风范。 而李白则将不可为并的庄、儒融合为一,令庄、儒在不慕荣华,傲视权贵的主题上相同。本乃儒的一种翻版,儒家多从社会理角度看待人生和然,而与庄相并合,则让李白多从个体人生的角度看社会。 二人在哲学思想和文化心理上的偏重,使他们的人生价值取向和审美态度呈现极端差异,这在其各的山水诗中得以个特征鲜明的展示。 王维人到中年时悟道而悔有少年热切进取的动,深耽庄禅,充实个人的精神世界,生成了应付外来打击而保持独立人格的全安命的机智。于是,庄子人生态度、思维方式和美学趣味之影响对他发生直接而有效的作用了,这在他的诗中可在其诗中不时寻见这样的例子。 “清昼犹眠,山鸟时一啭”(《李处士山居》)“此夜任孤棹,夷犹殊未还”(《泛前陂》);“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终南别业》)……袁行霈先生认为:“诗和禅的沟通,表面看来似乎是双向的,其实主要是禅对诗的单向渗透。诗赋予禅的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禅赋予诗的却是内省的功夫,以及由内带来的理趣;中国诗歌原有的冲和澹泊的艺术风格也因之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王维精于禅的内省功夫,而又旁取庄之“坐忘”、“心斋”的体悟经验,使山水诗的表现由外至内、由形而神以质的转变,而中国诗歌原有的冲和澹泊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趣味则得以最大可能最大度的发扬。这是其于山水诗的最突出最重要的贡献,对中国诗学及美学重神韵特的形成具有极大影响。 清代“神韵说”的创立者和力倡者王渔洋以王维为诗之正宗。翁方纲在《七言诗三味举隅》中作这样的揣度:“先生于唐贤独推右丞,少伯诸家得三味之旨,盖专以冲和淡远为主,不欲以雄鸷奥博为宗。”以平和淡远为正宗,虽有囿于偏好,却不失为一家之高见。 王诗兴象超远,句意深婉,神韵独造,实在是难有人可望及的。 李白也有不少类如王维的神意幽深的山水诗作,其《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神逸方外,超然冥邈。但是,清雄俊鸷的壮美毕竟是其山水诗的主要特征。 诗人之一生于政治上就根本没有开展过,除了两年类似乐工、倡优的供奉翰林,便一直是处江湖之远的蓬蒿人,因而,对儒家的用世精神,乃至己的经济才具也开始发生怀疑,但“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热欲丝毫没有冷淡,而只是越来越多地存有一种一步青云的侥幸心理,“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 在始终无法遂其匡济心志的情况下,便特别耽于幻想,其审美基点往往还是放在政治功利之上,借助虚构以具象奇幻境界,作为一种心理补偿。 从他的山水诗中我们可以获得非常鲜明的感觉,即诗人具有极其烈极其由的主观精神,往往以“情感”和“意念”这个内在的“有”,君临万物,挥斥八极。而人在无限宇宙时空中的绝对中心地位和崇高价值,赋予山水以摆脱时空束缚的飞升力量,故而,其诗中多“大鹏”类然想象之物,及许多“无中生有”的山水景象。 诚如日本学者吉川吉次郎在《中国诗史》里指出的:“李白他是想以身奇特的幻想,来包容整个世界。可以说,他是一个从‘无’中产生‘有’的诗人。” 王、李二人的思想的多元结构,在主要是政治原因的作用下而调整嬗变,都是从儒学出发而走向各适意的极端,由多种思想文化因素渗而逐渐发展为相对单纯的专一。 在思维方式上,王求其无,而李求其有。 王庄禅互补,以庄说禅,以庄之虚无参禅之空有,万有归无;李则侧重于庄屈,援求儒的事业名节,万无托有。 在对于生命价值的理解上,王追求生命的终极关怀,而李则更多地考虑生命的现实效价。 而在美学趣尚上,对二人影响最深刻的莫过于老庄,他们只是各取所需地表现出鲜明个的偏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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