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旁观者的视角描绘刘兰芝的外貌美时，笔调冷静舒缓，表情隐蔽，几乎没有直接赞颂，也没有描写最能“传神写貌”的眼睛和眉毛，而是在冷静的描述中，微露和暗示刘兰芝复杂的内心世界，显现女主人公的性格美。“鸡鸣外欲曙”点明时间之早，也许那夜兰芝彻夜未眠，婆婆的无端刁难，与仲卿分离的不可避免，以及可以预见到的回娘家后兄长对自己的逼迫，都使她备受煎熬。被迎回娘家对刘兰芝来说无疑是人生的一大劫难。一般软弱的妇女会向焦母屈膝哀告，以图苟且安身，但她没有屈服，她要抗争。“严妆”是她表明自己无罪过，维护做人尊严，无声地谴责焦母的一种有力而含蓄的方式。“事事四五通”地有条不紊、不厌其烦地打扮自己，也折射出了她的心理：沉着、冷静。可以说，此时死亡的阴影已一步步地逼近了她，但她没有眼泪，没有嚎叫，没有哀求，而是把痛楚深深地埋在心底，不肯临别时在焦母面前流露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悲伤。当初她嫁入焦家时，是“严妆”而来的，今天她被遣回娘家，也要平静地把自己装扮得整齐漂亮。中国古代妇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命运不能自主，封建礼教和世俗观念赋予了焦母这些家长们以特殊的权利，肆意地折磨、摧残她们，甚至把美满的爱情和婚姻活活拆散。刘兰芝的“起严妆”使其自搏、刚强、勇于抗争的性格得到了一次集中的体现，外在与内心的动静结合描述，构思精巧，效果强烈。面对这样一位内外兼美的女性，读者不能不肃然起敬。
三、《孔雀东南飞》备受推崇的“鸡头凤尾”叙事特色。
“鸡头”和“凤尾”是《孔雀东南飞》叙事特色的又一体现；研究者多以比兴手法赞其开头，用象征手法誉其结尾。
《孔雀东南飞》的开头用了“比兴”手法，其结尾则是象征性的结尾。经过反复吟咏和咀嚼，就更能体会到“鸡头凤尾”的艺术魅力。在这里，无论是南飞孔雀的徘徊之感，还是松柏梧桐的交枝接叶、成对鸳鸯相向和鸣的难舍难分之情，都不再是那种简单的，仅仅用作起兴、比喻或象征的独立存在的客体了，而与所表现的内容合二为一，甚至连作者的感情也是那样和谐地融了进去。这样，作者的情感，男女主角的情感和外物(孔雀、松柏、梧桐、鸳鸯等)的情感相互交融，到了三位一体的程度。这些外物本身的艺术形象是完整的，但更重要的在于它作为所赖以寄托内容的艺术形象，与内容的关系是那样密切、和谐，那样恰到好处地表达了思想内容与感情。可见，《孔雀东南飞》的比兴开头与象征性结尾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已经到了“意在笔先，神于言外”的“物我同化”阶段。因此说“物我同化式托物起兴的‘鸡头’和物我同化式富有象征意义的‘凤尾’乃是《孔雀东南飞》叙事结构上的显著特色”。
四、《孔雀东南飞》详略得当的叙事特色
详略得当是《孔雀东南飞》的一大叙事特色。这篇文章共有一千七百多字，但是要表达出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恨纠葛、时间、空间、人物、内心感情的转化就要有重点的必要突出和非重点的一笔带过。文章详略得当，浓墨重彩地叙述了两位主人公的爱情及其结局，但又一笔带过地叙述了封建社会的代表人物。
详略得当作为《孔雀东南飞》叙事诗的一大特色，始终贯穿于全文。作为文章的女主角刘兰芝，她是一个美丽富且有内涵的女子。文章详细叙述了她的聪慧能干，例如“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但是对于次要人物的叙述却是惜墨如金，如焦仲卿的母亲为其寻找的妻子，她的美丽也只不过是一言代之：“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可是作者又详细地叙述了刘兰芝的美丽：“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铛。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通过这样的传达和详略得当的叙事特色，俨然树立起刘兰芝的美好形象，更是让人们无限反感焦母的所作所为。
兰芝是作者所同情和歌颂的女主人公，作者便挥动彩笔尽力渲染，从正面到侧面，从语言到行动，从外貌到内心世界都浓墨重彩，甚至还要通过写环境、景物以及巧妙地插入抒情议论来渲染，真可谓是“用墨如泼”。如新妇起严妆一段：本来在当时的社会里，被遣回娘家对新妇来说是极为不光彩而又令人伤心的事，但作者写兰芝却像迎喜事似地梳妆打扮自己。这固然是借此对兰芝的美丽作必要的补叙，但更主要地是在突出兰芝那种坚忍刚毅、从容不迫的性格。又如写太守家办喜事的场面：作者不厌其繁地写豪华的排场，这一方面是从侧面反衬兰芝的美丽、贤淑，以证被遣的无理；更重要的则是为了突出兰芝不为荣华富贵所动心的高尚情操。
而在另一些地方作者却又表现得“惜墨如金”。如焦母与刘兄这样的封建礼教及封建家长制度的代表人物，作者都是以寥寥数语勾划的，而且差不多全凭对话来表现形象。纵使如此，这两个艺术形象也刻画得非常逼真、活套，使他们可憎恶的面孔跃然纸上。如焦母“捶床大怒”这一个举动，焦母“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和“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这两句话，就惟妙惟肖地勾画出了一个蛮不讲理、独断专横的封建家长的形象。透过焦母形象，人们不难想象兰芝和仲卿所过的是怎样一种屈辱生活。因此，他们不与封建势力妥协，最终以死抗争的行动，更能引起世人的广泛同情，促成人们对封建礼教的怀疑和对封建制度的不满。
本诗在叙事上所做的详略处理还表现在作者把自己的抒情议论穿插到铺叙中去的特点上。作者做了几次这样的穿插：当兰芝与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写道：“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当兰芝同仲卿最后诀别时，作者插道：“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诗的结尾处，作者又道：“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这几番插话，文字不多，却对铺叙起着锦上添花的作用。试想，如果不用作者的插话，而以继续铺叙来代替,恐怕长篇累牍也无法达到这种艺术效果。
可见，一篇文章的详略是对立统一、互相渗透、互相补充、相辅相成的；只有详略处理得当，才能以最精炼的语言勾勒出最动人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
详略得当是一篇叙事诗必须具备的特色。在古代的诗集中文人更加注重详略得当，这个是因为这种叙事特色考查了一个文人的写作功底。《孔雀东南飞》作为一篇可以流传千古的叙事诗，它强调的是通过对男女主人公从开始到高潮直至结束的爱情故事来警醒世人。在男女主人公相处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许多生活趣事，在女主人公与婆婆相处的时间段里也会出现令人悲愤的不平，如若把这些毫无修饰的以及其详细的叙事特色载入其中，毫无疑问，这篇《孔雀东南飞》将会是一篇流水文章。所以，作者采用详略得当的叙事特色来叙述这个故事结构，叙述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只用了：“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这二三十个字就把他们的相亲相爱写出来了。但是在描写刘兰芝被封建的代表者（也就是她的婆婆――悲剧故事的主要造成者之一）刁难时，却开始详细地叙述起来。例如，“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以及“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这也代表了作者对封建爱情的歌颂和对顽固老人的唾弃。
总之，叙事诗总是可以让人们领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也总是让人们从叙事特色中读出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千百年来《孔雀东南飞》经久不衰，它作为传颂度极广的一首悲剧诗歌不仅以人为叙事线索，还插穿了思想、事件、时间的叙述指向。它不仅展现了中国的礼仪文化和爱情信仰，也让人们在批判封建文化的同时歌颂了刘、焦的爱情，这是此篇叙事诗最能体现的中心思想。能够取得一定的艺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说明《孔雀东南飞》有着自己的叙事特色，而这些叙事特色为后来文人的写作和我们的学习提供了研究以及参考的价值。由此可见，《孔雀东南飞》得以与《木兰诗》并称为“乐府双绝”实乃名副其实。希望人们在以后的阅读中可以揣摩这篇文章的叙事特色，从而明白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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