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加强与政府部门的信息沟通 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机构，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企业要正确处理与政府的关系，首先要加强与政府部门的信息沟通，了解各级政府的职能，权力及工作程序，与政府部门建立正常的联系方式。因此，企业公共关系部门就要密切关注新闻媒介的动态，随时搜集政府部门下达的各种命令和文件，并尽可能根据政策法令的变化来调整企业的政策及活动。当然，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绝对服从关系，如果企业在执行政策法令过程中，发现政府行为与实际出现偏差，则有责任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修正意见。
2、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持和帮助
一方面，尽量参政议政，影响政府的决策，使之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对民营经济的认可和重视，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登上了政治的舞台拥有公共权力。如联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当选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当选中央候补委员；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分别当选为重庆市和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如此，更便于和政府人员沟通，更便于及时了解政府对企业的政策和动向，也就更便于建立良好的政府关系，从而能得到政府更多的保护。
另一方面，树立支持政府工作为己任的观念。企业要赢得政府的理解与支持，就要树立支持政府工作为己任的观念。政府作为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一般财政支出较紧，但政府重大决策研究又需要资金支持。因此，企业应为政府的决策研究提供力所能及的资助。国外一些大公司的公共关系部门在这方面都做出过积极和富有成效的努力。当他们了解到政府需要进行重大决策，并需要调查研究的资助时，便主动向政府提供有力的资助。
3、与政府人员建立良好、健康的亲密合作关系
企业要赢得政府的理解与支持，还要主动与政府人员建立密切的联系。如举办企业的周年庆等活动，邀请部分政府官员前来做客，并赠送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礼券，一方面可以让政府官员更加了解企业的产品和企业的动态，对他分析、制定各种行业政策有所帮助，另一方面使得他对企业的产品产生认同感，有利于在他及政府面前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同时企业领导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和政府官员成为好朋友，以后可以在工作和生活上互相帮助。
4、尽可能熟悉政府的职能部门的办事程序和方法
了解和熟悉政府公众的组织机构、职权职能、办事程序等状况是企业协调与政府公众关系的前提条件之一。因为各级政府组织一般来说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企业并不需要与政府中所有的部门打交道。如果企业的公共关系人员对经常交往的政府公众的机构设置以及职权分工管理的状况比较熟悉，企业的每一次具体事务需要与哪一级哪一个政府职能部门联系心中有底，那么就能有效地减少企业的申请和报告遭遇诸如“公文旅行”、甚至被“踢皮球”的现象，特别是当企业有紧急事务需要与政府相关部门沟通时，更能提高工作效率，有利于企业多次活动和工作的正常开展。
5、由专人负责与政府公众的联系
一般情况下，企业的政府关系是由企业的领导人负责的。这些领导人由于与政府公众的某些官员直接接触比较频繁，双方相互了解，如果领导人与这些官员除了工作关系外还能建立朋友关系，那么，双方之间的沟通就比较随和、顺利，交谈往往能直接切入主题，有利于提高沟通与协调的质量。特别当双方关系相当融洽时，政府官员往往还会主动地透露一些关系到企业生存、竞争和发展的国内与国际的方针、政策和法规的走向，这种走向的变化和发展趋势的信息如能提前获悉，往往可以使企业在瞬息万变的市场化环境中“领先一步”。在我国成为WTO的一员，经济融入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面对只承认“第一”不承认第二的剧烈的市场竞争的条件下，“领先一步”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五、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1、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从事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通过满足社会需要获取利益，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制度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以市场为中心，围绕市场这个轴心运行。企业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金、技术等）主要从市场上获得，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根据市场需要进行安排和决定。市场的需求状况直接决定企业生产经营的好坏，企业按市场竞争法则优胜劣汰。从企业涵义来看，它必然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实体，它的最基本职能就是生产社会所需要的，并能在生产过程中向社会需求量最大、且利润最高的组合点靠拢，从而达到资本化加速之目的。但其实现资本化与促进社会福利增长的前提是：企业必须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济实体。 政府的职能与企业的职能区别在于它主要表现在宏观层面上，主要负责具有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社会性的义务。具体看，保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制定战略目标与实施步骤；根据社会水平调整产业方向与结构，制定产业规划与产业改革；制定、实施税收与金融政策，并调节个人、地区等经济间形成的非有机性结构；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国家安全和提供社会服务设施，配合有关部门制定和维护法律尊严。总之，以有利于微观运行为特征的整体性设计是每一个国家政府所不能逃避的责任。 所以，政府不应该越俎代疱，而应在改革金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上多做点份内的事，管好自己应该管好的事，真正造就一个硬约束的、平等竞争的社会环境，从而使企业解除包袱。现代企业制度不在于政府去规定一个或几个模式，而在于它是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产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管好自己的事才是关键，只有管好自己职能范畴的事，形成经济运行所需求的规范的制度和激励约束氛围，这样现代企业也必然会适应供需规律要求，自然而然形成自身的内部机制去根据社会需求运行。 这样，政府的职能就要求从微观经济活动中转移出来，对此，政府职能转变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科学地确定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从而实现政府宏观调控社会经济运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目的。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是去做市场做不到的事情，对市场作用的不足进行补充、干预和调节，所以，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微观转向宏观，从直接干预转向间接调控。 转变政府职能不等于取消政府职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政府的职能是加强了而不是减弱了。最关键的是政府以什么样的形式管理经济才能把经济搞好；政府的管理职能实施的基础是什么；政府应在哪些范畴内活动，必须经过制度、规范、法律程序来付诸实施。从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基础的实际出发，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各政府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关系。从发展的眼光看，各级地方政府管理职能须与大中型企业国家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国有资产的监管职能须与经营职能分开，从制度上规范政府和企业的行为，从上到下建立权责明确、分工配套、独立于各级地方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既保障国家的所有者权益，又维护企业独立法人地位。 正由于企业与政府存在着上述特殊的对应关系，所以应把企业中属于政府的职能转给政府，使它们各司其责。以后企业与政府的联结方式只能是（1）纳税人与被纳税人的关系。这对于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都是一视同仁的，至于战略上的问题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或通过调节税收来完成，但绝非行政上的关联；（2）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不论政府是以贷款投资形式或以其它形式出现，政府都是一个人格化的实体，企业决不能依赖以往对政府的无限责任制来转移投资形式；（3）监督人与被监督人的关系。企业必须在法律许可与政府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否则政府会通过行政的或法律的、经济的等手段对其进行必要的惩罚。当然政府有时并不直接干预，它还可通过中介性、社会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监督人的目的，同时政府行为也必然受到企业与社会力量的监督；（4）服务人与被服务人的关系。政府为了实现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有必要也必须为企业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的环境条件，例如抑制垄断、打击非法交易、创造平等竞争机会，提供社会保障制度等等。 2、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之一，是政企职责不分，或者说是政府和企业角色混淆，职能错位。从政府方面看，其主要表现是，政府是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政府用行政办法直接管理企业，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使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物。在这种体制下，企业只需要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按时完成生产指标即可，企业无需有自己的决策，也不可能进行独立的生产经营活动。实践证明，政府这种严重越权行为危害极大。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社会需求复杂多变，政府不能完全了解和适应市场需要和变化，国家直接经营企业，难免犯官僚主义、瞎指挥的错误，导致企业亏损或效益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微观经济主体没有权力，没有利益，因而限制了其积极性和主动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政府以较多的精力管企业，办工厂，使政府的职能无法实现。从企业方面看，其主要表现是企业承担了大量的政府应承担的社会职能，这不仅分散了企业的精力，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经营任务的完成，而且使企业付出了大量的成本，加重了企业不应有的经济负担，从而使企业蒙受经营困难。 以上分析表明，在原有的经济体制下，政府和企业都存在着严重的“僭越”的现象。而没有做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这就是所谓“种了人家的地，荒了自己的田”。 要正确处理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搞活国有企业，首先必须转变政府的职能，使政府做好该做的事，政府工作应限定在“需要管理”、“管得了”、“管得好”的范围之内，对“不需要管”、“管不了”、“管不好”的应交给企业和市场。只有把后者放开才能把前者管好。为此，政府要从管理微观经济活动为主转向管理宏观经济为主；从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为主转向培育、组织和管理市场为主；从分钱、分物、批项目、定指标为主转向规划、协调、监督、服务为主。 要正确处理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搞活国有企业，还要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赋企业法人财产权和完全的经营权，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从而使企业不再躺在政府身上不承担责任，也可以避免政府的越权行为。 要正确处理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搞活国有企业，还必须分离企业的社会负担。像医院、学校等社会公益性事业，应该划给当地政府管理，由其财政负担支出；对属于后勤服务的职能，应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对于养老保险要推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抓紧建立个人账户；对于失业保险问题要在完善资金筹集渠道和结构，调整使用方向及探索再就业上做文章。各级政府要从国有资产和土地出让收益中划出一定比例，帮助企业分离冗员，变企业对冗员的隐型救济，为政府对冗员的公开救济，变隐型失业为显型失业。 3、从本质上看，现实中政企不分和国有企业动作不畅的症结所在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缺位。一方面，企业内部缺乏来自所有者的负责任的监督和制衡；另一方面，由政府决定企业的重大事项，又造成决策目标的混乱，企业对行政命令反映灵敏，但对市场信号则反映迟缓。从目前情况看，在国家层次上，企业的国有资产属国家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这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在现实中，各个政府部门都分别行使一部分所有者权利，并与行政管理职能混在一起，形成了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政企职责不分的局面；同时又没有哪一部门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负责。在企业层次上，企业内部没有个体的、人格化的所有者代表，凡需所有者作决策的事，企业或找政府，或自己代所有者来决策。这种格局的最终结果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动作。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应通过构建一个新型的国有资产动作机制来实现政府退出。政府退出是一个制度变革。通过制度变革创造新的政府与企业关系，是产权责任清晰的核心内容。在这里，首先是要建立一套符合市场机制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运作体制。具体的举措是构建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和运作制度。 第一个层次，从政府中分离出国有资产管理局，解决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避免政府的行政权侵蚀国家的财产权。分离出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应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同时承担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表职能。 第二个层次，建立国有资产的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包括国有控股公司、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企业集团公司、投资公司、基金组织等，从而在这个层次上实现国有资产管理与国有资产经营职能的分开。国有资产投资主体，是依法受人民代表大会管辖下的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委托，以国有资产所有者代理人的身份，进行投资运作的组织，两者的关系是委托代理关系。国有资产投资主体，以资产所有者代理人的身份，进行资产投资是一种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而不是行政机构；它作为经济组织，以法人资格对资产投资后果负责。同时，它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理人，以出资者身份，把国有资产作为资本进行投资，投资的目的是使国有资本的价值增值。 第三个层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国有资产终极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所有权的分离。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取决于企业这个国民经济的细胞是否具有活力；在这里，关键是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公司制。它由两个支柱构成，其一是，公司要建立在法人财产的基础上；其二是，公司由法人治理结构来管理。
总 结
在我国政府提出和搞活企业的改革中，从政府分离出来，直接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在新的产权格局中，充当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角色，它的机构设置和成员任免由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国有资产管理局依法监管对各个国有资产的投资主体授权经营的国有资产，这样就实现了行政机构与经济组织在国有资产管理和国有资产经营上的职能分离。同时，多元化的国有资产投资主体对国有资产的动作、投资、保值和增值负责。在对企业的层次上，国有资产的投资主体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理人进入其中，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和法律法规，完成国有资产终极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分离。这种体制通过层层授权，建立产权责任制度，可以解决困感已久的国有资产所有者对于经营性国有资产的运作。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经营性国有企业和非经营性国有企业，政府退出的方式是不同的。对经营性国有企业而言，通过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离、国有资产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塑造新的国有资产运作制度，从而达到政府退出的目的，使经营性国有企业真正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积极参与市场竞争。而对非经营性国有企业而言，由于其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不能直接参与竞争，政府退出的方式是，采用签订计划契约的方式实行计划管理。根据国际惯例，政府签订契约的主要对象是与经济战略相关的重点企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如邮政、铁路等。政府与企业签订契约，使企业承担责任，并有机地把企业战略与国家目标统一起来，依靠企业来实现国家的计划目标。而接受计划契约的企业在自己的目标与国家目标相结合的情况下，能够得到的国家的资助与支持，维护了企业的自身利益，使其能够自觉地、主动地为实现这种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工作。这就使政府在不直接干预经营活动的情况下，达到有效控制企业发展的目的。当然，这种政企关系完全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情况，因为政府并不直接从事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只确定企业的目标。
参 考 文 献
马玉林：《现代企业制度和股份制改造》重庆商学院学报，1994。
孙惠卿：《关于推进股份制改造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几个问题》中现代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欧黎明《地方政府在政企关系中的角度定位》政府改革，1999。
陆加骝、冯从文.评王君教授新著《政企关系演变的实证逻辑》、南方经济，2001。
杨国亮《构筑新型政企关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金融学院学报，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