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京辉《恋爱的犀牛》的艺术特色(三)

  人们对物质的追求超过了美好的爱情，沉沦于实践性世界，这不仅让相爱变得不可能，更催生了一系列“时代病”。马路就是一个典型的患者。他身上的症状，大概以下几点：

  症状之一是孤独。都市的喧嚣驱不散内心的孤独，每天的忙碌填不满空虚的精神。马路只是千千万万的“都市陌生人”的一员。直到明明的出现才让他找到生活的方向，但是明明不接受他的爱，于是衍生出第二个症状——妄想。

  剧中有这样一段情节：明明为陈飞过生日，但陈飞没来，马路成了替代品，与明明共度美好的夜晚。第二天，马路以为明明已经接受了他的爱，但明明又恢复了冷漠的态度，并矢口否认曾和他一起过夜。从此，马路便无法遏制的陷入了梦境之中，每天晚上梦到明明，但醒来又不见了，渐渐的，他甚至开始混淆梦境与现实的区别。正是这种半梦半醒的精神状态促成了马路的绑架行为，而绑架的直接原因则是马路的第三种时代病，自卑。

  马路的卑微，不是狭义的个人精神疾病，而是每一个普通人内心的感受。物质时代是强者的时代，在非此即彼的社会选择中，“不强”就等于“弱”。在非物质时代，只要有爱就足够了，以爱为动力可以克服一切外部阻力。但现在，相爱已经是不可能了，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还能拿出什么来呢？马路的病症，就是千千万万人的病症，就是你们，我们与他们的病症。

  观察社会现象，分析社会问题，乃至加以批判，这很容易让人将《恋爱的犀牛》与传统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联系起来，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批判现实主义批判的是“社会”，因此触及的问题跳不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恋爱的犀牛》批判的是“人”，谈的问题是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政治、经济只是背景，而非批判的主体。而《恋爱的犀牛》的目的并非解决问题，它将问题藏起来，等待观众寻找和思考。

  在以上比较中，我们发现，《恋爱的犀牛》不仅用冷峻的目光分析社会存在，更深入体察社会的个体即“人”的精神世界，同时融入个人独特的情感体验，把它们含蓄的表达。

  结论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艺术向市场的妥协，削弱了艺术的原创精神和自由原则。但我并不这么认为。观众不仅代表了市场，更是一出完整的戏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把观众这一要素纳入戏剧创作之中，是非常必要的。这并不是戏剧对于外部势力的妥协，而是戏剧自身内部的协调和完善。同时，这种协调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引导和回应，正如孟京辉所说，“观众是我们的朋友”。由此可见，为了引导观众理解戏剧，为了把先锋戏剧从小众推向大众，而寻求“先锋”与“传统”的平衡点，绝不意味着原创精神的流失，而只是“带着脚镣跳舞”，就像孟京辉从描述的那样，“你进去了，你再回来，才有力量”。

  从《思凡》到恋爱的犀牛，孟京辉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这些变化的背后，多的还是传承——从创作态度，到文学精神，乃至舞台呈现，甚至一句台词，都有“孟氏”的烙印。对于一个年轻的导演来说，他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也许为时还早，但至少，他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