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宋书院教育的繁荣(三)

在千余年书院发展历程中，每每出现官学盛书院衰，书院兴官学败的交替互补的势态，二者总是异趣相峙，并列抗衡。

北宋后期，朝廷内部争斗不断，外部有金兵攻城。金兵南下，宋徽宗传位给钦宗，宋钦宗却试图求和，无果，北宋灭亡，宗室人员大多被俘虏。政权南迁，于时（公元1127年），宋高宗在南京继位，南宋建立。可是金兵与宋朝的矛盾并未缓解，依然穷追猛打，南宋统治者继续逃亡，时间长久，最后在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定都于临安，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十一月，宋金达成和议即“绍兴和议”。南宋也是在此时能够稍作调整，稍事休息。

战乱之后，国库空虚，民不聊生，国家的重建都需要消耗大笔资金，这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朝廷没有多余的开支去兴办学校，是时，叶琳曾上书请立太学，朝廷以“军食未暇，国家削弱”为由，暂时打消念头，日后再议。然而北宋的三次兴学运动，则大为不同，那时候朝廷是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大力扶植官学，有充足的资金去兴办学校。风雨飘摇的南宋没有财力，就算想要兴学设教也无能为力。朱熹在《建宁府崇安县学田记》中说到：“崇安县故有学而无田，遭大夫之贤而有意于教事者，乃能索取他费之赢以供养士之费。其或有故而不能继，则诸生无所仰食，而往往散去，是以殿堂倾圯，斋馆荒芜。”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仅仅是一个县城，都会出现因没有经费而导致教育不景气的局面，更何况是整个国家。可想而知，官学日渐衰微，没有经费，没有讲师，在这样的境况下，自然也不会有学生，官学教育便时作时辍，难以维持。而书院则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它们大多都是自己筹备所需要的费用，以供日常支出，有资金，有老师，也有藏书，没有条件的限制，自然可以兴办教育。

虽然在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朝廷将临安府学增修为太学，并招收学员；次年国子学也重新修建，得到支持；与此同时，地方州县学也陆续重建，恢复往日的景象。即使朝廷对官学有扶持之心，但是此时太学和州县学大多名存实亡，无发展前景，最重要的一点是官学有人数和身份的限制。在这种条件下，官学教育已不能满足市井的需要，且贴上朝廷的标签。在有志之士看来，官学出现弊端，已不能满足自身追求，大多去讲学。从读书士子角度出发，由于官学的各种限制，无法精进才学，很多读书人便自己寻求名师，求学问道。曾在北宋红极一时的书院，自然而然的吸引了他们的目光，成为发挥才能最佳的去处。

没有经费，没有学院，亦无学员，官学的态势每况愈下，书院则获得新生。归根结底，官学的衰微是书院教育繁荣的根本原因，其不仅弥补了官学的不足，而且救官学教育之弊。

（二）书院教育发展的历史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