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刘大櫆的散文成就——以刘大櫆传状类散文为例_开题报告

一、文献综述

    （一）刘大櫆文论思想方面的研究现状

刘大櫆《范文偶记》一书阐述了其主要的文论思想，在古代文论史中占据一席之地，综合来说，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对刘大櫆文论思想的分析较为详细，评价也较为适恰。刘大櫆属于桐城一系，代表着桐城古文的面貌与宗旨，因而，郭绍虞将其置于桐城派的架构中来探讨其古文理论，具体来说“方苞古文义法”，“刘格义法说之具体化”以及“姚算义法说之抽象化”，脉络相承。就刘大櫆部分，重点探讨其文论如何将“义法”具体化，郭绍虞认为:“义理，是方、姚文论的中心，而在刘大櫆范文则并不如此。他谓义理是材料，而不是能事。能事应当在神气音节中求。于神气音节中求行文能事，于是义法之说，便成为具体化了。”刘大櫆范文讲究“能事”，这需要通过“神气、音节、字句”获得，“神气”最为高妙，可以通过涵咏熟读得到，但太过抽象，于是他将着眼点放在“音节”、“字句”的处理上，是对方苞文论的突破。通过综合分析，郭绍虞认为刘大櫆“此种主张，是在古文范围以内比较最完善的理论”，对姚算、曾国藩等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就曾国藩“为文全在气盛，欲气盛全在段落清”等观点几近脱胎于刘大櫆，从而肯定了刘大櫆的文论地位。同期，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在附录部分对桐城派代表作家做了精当的评论，在刘大櫆部分，依据其《范文偶记》等进行点评与拓展，给予“造论入微，语无泛设”的评价。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对刘大櫆古文理论有较多褒扬，与方苞相比，他认为“自文学批评言之，海峰之论，尽有突过望溪者”。与韩愈相比，他指出刘大櫆范文“十二贵”是对韩愈文论主张的继承，甚至认为古代文论到刘大櫆“古文家之范文，至海峰而其旨益明”。另外，王镇远《桐城派》、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王献永《桐城派》等研究专著，也对刘大櫆的文论思想进行了相关介绍，不过因为涵盖的范围过广，不够透彻。

从近年来的范文来看，吴孟复《“桐城派”的艺术特点》，宋效永《试论刘大櫆的“神气音节”说》，刘守安《刘大櫆的散文理论》、《才雄气肆笔峻辞丰一一论刘大櫆的散文创作》等都或多或少对刘大櫆的文论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论述，随后的范文也多沿袭旧说，并且逐渐细密化，往往集中于刘大櫆文论的某一点大谈特谈，对刘大櫆理论和实践间的区别缺少了必要的关注。硕士范文方面，有四川师范大学徐杰的《刘大櫆“神气、音节、字句”说研究》以及湖南师范大学戴小勇的《刘大櫆散文理论研究》两篇，都是就“神气、音节、字句”切入刘大櫆文论的研究，细化了其文论构成，给予刘大櫆文论思想研究一定的补充。                             

（二）刘大櫆散文成就方面的研究现状

姚算编选《古文辞类篡》将方苞、刘大櫆作为清代散文的两位代表人物，对刘大櫆的散文成就进行肯定的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他在桐城派乃至清代散文史上的地位。刘大櫆能否受此殊荣，在当时是有争议的，一则即便是桐城后学对刘大櫆散文作品也略有微词，认为其“文有余而道不足”，又“其学不如望溪之粹，其才其气不如望溪之能敛”①。二则正统桐城派之外，以曾国藩、吴敏树为首，他们认为姚算之所以将刘大櫆的作品列入《古文辞类篡》中是“不无阿私”，以刘大櫆之学识远不能获如此之推许，他甚至没有突出流辈的实力，因而，对姚算推服刘大櫆进行强烈的抨击和指责。

就上述争议来说，桐城文派重“义法”，坚守封建道统，是以统治者意愿为导向，捍卫程朱为代表的。但从刘大櫆的散文来看，与方苞、姚算各有短长，方东树言:“愚尝论方、刘、姚三家，各得才学识之一，望溪之学，海峰之才，惜翁之识，使能合之，则与韩欧并髻矣。”②刘大櫆才高，学识不如方苞，所以张舜徽在《清人文集别录》对此也进行了解说。就刘大櫆散文的思想性而言，他常有溢出儒家正统思想之外的作品，如《天道上》、《慎始》等并不是桐城“义理”所能拘囿的。《国史•文苑传》曾对刘大櫆散文进行整体性总结:“大櫆虽游方苞之，所为文造诣各殊。苞盖择取义理于经，所得于文者义法;大櫆并古人神气音节得之，庄、骚、左、史、韩、欧、苏之长。其气肆，其才雄，其波斓壮阔。尝著《观化篇》，奇诡似《庄子》;其它言义理者又极醇正。”③可见，刘大櫆的“学问不粹”，“才气不敛”，在桐城派中并不够“纯正”，甚至还有些发常人之未必敢发之言论，如“今夫杰滑之民，乘时窃位，估宠立威，默货无厌，其稍有异于己者则黝之，甚则夷灭其宗族，惨蔓亦至矣;而康宁寿考令终者，不可胜数。”④因而，从桐城后学之微词来说，他们对刘大櫆的批评也是合理的，刘大櫆散文弱在“道”与“学”。再就曾国藩、吴敏树等人对刘大櫆的指摘来说，除了刘大櫆散文的不“纯正”外，前辈学者多将此归入以“官”论“文”的现象中，刘大櫆生前之境况是不能被“官本位”思想浓厚的人所容纳和接受的。

通过以上对刘大櫆的“质疑”，却又可窥见刘大櫆的散文成就。首先，从艺术上来说，方、姚重义理，刘大櫆则主张“行文自另是一事”，推重散文艺术技巧，以“神气”范文，在桐城“义法”基础上，提升了散文的艺术审美性。罗书华《走向审美之境一刘大櫆与桐城散文学的转向》一文清晰地展现了这一点，他认为刘大櫆为散文领域带来了“文道重心的偏移”，并且由此转向“多元的审美追求”，这是在宏观上对散文形成的影响。在微观散文分体领域，刘大櫆也有一些值得称道的地方，如他的传状文，基于史，以文为善，兼具史学意义，包含着他对世间的责任意识。他的女性散文则对归有光有继承，张惠言《书刘海峰先生文集后》:“海峰之文，有学《庄子》、《史记》为之者，弗至也。学欧阳、王介甫为之，时至焉。学归熙甫，辄至焉。”还有，在游记类散文方面，他的《游浮山记》、《游黄山记》都是写景文中的佳作，笔力所到之处画面感极强，文章又层次明晰，一气呵成。总得来说，刘大櫆的散文包含较多有价值的成分。

再从刘大櫆散文的思想性来看，晚清以降，儒家道统渐渐失去禁锢力，宋明理学更是倍受讥讽。学术界以新的眼光审视包括散文在内的一切文学活动，桐城派的文统思想常为学者垢病，其中冯桂芬否定桐城“义法”，主张“称心而言”，实质上是对桐城派奉行的儒家道统的抨击。虽然如此，刘大櫆却能在桐城派中突出重围，受到晚清学者刘师培的称赞，其《范文杂记》在评价桐城派时说:“凡桐城古文家，无不治宋儒之学，以欺名盗世，惟海峰稍有思想。”②前文己说，刘大櫆的思想并不“纯正”，特别是其论辩类散文，少了桐城派散文中的宋儒之道，肯定人欲的合理性，质疑君臣之道，重视女性的社会地位，有很多自己的思想见解，诸如《天道》、《观化》等文自然受到寻求散文变革的刘师培等人的重视。后来，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单列一节介绍刘大櫆的思想进步性③，还有周中明《关于刘大櫆哲学思想的思考》等也对刘大櫆的思想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说，肯定其进步性的同时也不掩盖其落后思想。

（三）刘大櫆散文成就方面的研究现状

随着对刘大櫆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逐渐在诗歌、时文、生平等领域对刘大櫆有了更为精深的认识，诗歌方面如徐天祥《试论刘大櫆的诗歌理论》，李睿、吴怀东《刘大櫆诗集序的诗性特征一兼论桐城派“以诗为文”的意义》较有代表性。时文方面如钱仲联《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的关系问题》、言丽花《试析刘大櫆的时文观》、赵永刚《刘大櫆与时文》开拓点为多。选本领域，以杨新平《刘大櫆<精选八家文钞>及其选评特点》为代表。史学领域，以董根明的《刘大櫆史学初探》、吕敏的硕士范文(桐城派与中国史学传统》较有特色。

（四）研究现状评述

尽管在刘大櫆散文研究领域，有很多较为出彩的研究成果，但总体上来看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首先，作为散文家，对刘大櫆的散文理论进行研究无可厚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大櫆研究领域非但缺少拓展性，而且在其散文理论研究上越越远，并且，就算是理论上的研究也多是沿袭旧说，故作推演，缺乏新意。如此，导致刘大櫆最基本的创作领域也缺少关注，割裂了其文论与创作实践，无法通过作品认识真正的刘大櫆。其次，阶段性模糊，无论刘大櫆的散文还是诗歌，时常跟随其人生经历和心态的变化呈现阶段性特征，我们应当用发展的目光来看待其作品。再则，以偏概全的现象也经常出现，刘大櫆思想呈多元性，影响到其散文创作，则多种风格并存，如其论辩文的风格并不归属桐城文派一般性的文章风格，单一地概括其散文特色是不可行的。因此，我们旨在从具体的创作领域，来探究刘大櫆散文的具体面貌，窥探其中隐藏的信息，以期对刘大櫆的散文研究有所补充。

                     

注释：

①汝纶《吴汝纶全集》第一册，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360页。

②东树《昭昧詹言》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47页。

③元著《国史•文苑传稿》，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学林类(10))).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417页。

④孟复标点，刘大概《刘大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二、范文提纲

摘要

引言

一、刘大櫆散文写作的内容

（一）刘大櫆简介

（二）刘大櫆散文研究的必要性

二、刘大櫆散文研究的艺术性

(一)文论思想方面

（二）散文成就方面

（三）诗歌方面

三、桐城派刘大櫆的散文成就

（一）刘大櫆散文的文学成就

（二）刘大櫆散文的思想成就

（三）刘大櫆散文的史学成就

参考文献

致谢

三、参考文献

[1]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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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罗书华.走向审美之境:刘大櫆与桐城散文学的转向[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2, (4).

[10]蒋寅.论桐城诗学史上的姚范与刘大[J].江淮论坛，201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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